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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文馆简介
北京天文馆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并由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管理的一座大型科普场馆。北京天文馆于1955年10月24日动工建造，1957年9月29日正式开馆。我曾参加了北京天文馆建造的全过程，至今记忆犹新。那么，我国第一座天文馆是如何诞生的呢？
天文课堂 宇宙剧场
世界上可曾有这样宏伟的剧场，它能把日月星辰包罗收藏；人间哪里会有这么巨大的银幕，它能辉映出宇宙的景象。天文馆不就是这样的地方吗？那巧夺天工的天象仪，把灿烂辉煌的星空放映在半球形的银幕上，让广大观众遨游太空，饱览宇宙风光，了解天文知识，看到古往今来天南地北的天文现象，真是壮美极了！配备天文馆员可以说是近代科学普及事业的杰出设计，是把天文学大众化的最有力的工具！1957年9月，我国第一座天文馆—北京天文馆建成开幕了，它成了宇宙的剧场，也是天文的课堂。1958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美术家邵宇书写的“北京天文馆”，并且配有赞美的语句：
北京天文馆建筑效果图
天文馆为我们打开了眼界，为我们打开了通向宇宙的大门。在这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飞翔的时代，星空、宇宙、太空……这些主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天文馆的建立，对于向往科学和幻想未来的人们是更有意义的。
北京天文馆发展历程多年的梦想
世界上第一台天象仪和第一座天文馆是在1923年诞生的。而在北京天文馆建成时，世界上先后建有二十几座天文馆，但其中有一半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天文学会出版的《宇宙》期刊第二卷第八期（1932年2月）最早刊登了中国天文学会的创始人高鲁写《假天—就是一架天象仪》，这是一篇介绍天象仪和天文馆的讲演稿。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有一些游学人士就在《欧游杂记》等书中报导了对德国天文馆的观感，并且渴望我国也能建立天文馆。最早在科学杂志上介绍天文馆的就有《宇宙》《科学》《科学画报》等期刊。最初我国把Planetarium一词翻译作“假天”“假天仪”“假天馆”。《科学画报》1935年5月下期（二卷二十期）上就刊登了一篇侠师写的“普及天文知识的假天”，封面也是假天院的图解。当时天文界的一些热心人曾想用出售天文纪念邮票或开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办法来建立天文馆，但都因不着实际、没有条件而未能实现。可是天文学家仍没有放弃这个新鲜事物。张钰哲在1934年出版的《天文学论丛》中发表了假天长文，并附有假天仪和假天馆的照片十多幅。陈遵妫在1935年出版的《宇宙壮观》中也介绍了假天仪。李晓舫（李珩）在《科学》1940年4月号上也发表了当时世界上假天馆的活动概况。这些相关文献，对于后来推动我国的天文馆事业有过一定作用。解放前夕，我在上海旧书摊上偶然购得纽约天文馆的参观指南，使我对于一个完整的现代天文馆有所了解，认识到这项事业的重要性。解放后就积极推动，决心要在我国建立起自己的天文馆。
新中国天文馆的曙光
解放了，我国科学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人们相信新中国天文馆的曙光在望，多年的梦想肯定会实现的。但是，创建一项事业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应该回顾一下当时筹建我国天文馆的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世界上的天文馆并不多，在亚洲，只有日本的东京和大阪有两座天文馆。天文馆所以不能在世界上大量建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它的设备比较昂贵和建筑技术又比较复杂，投资比一般电影院多10倍左右，而且它是以科学普及教育为目的，投资高而赢利小。天象仪的制造供应只有当时民主德国耶拿的蔡司光学厂一家，售价很高（20世纪50年代初期，每台天象仪售价为15万美元）。解放初百废待兴，经济条件还不具备。另一个原因是舆论条件也不成熟，从上到下对什么是天文馆还不很了解，因此当时只能从两方面进行准备工作。一是向国外联系，首先是向民主德国蔡司光学厂索取天象仪和天文馆的历史科技资料。同时也向苏联和美国搜集天文馆的各种资料供我们在筹建天文馆时参考。另外还需要在国内进行天文馆事业的介绍和宣传，制造舆论，促使条件早日成熟。1951年7月号的《科学大众》，9月号的《科学普及工作》，1953年10月号、11月号、12月号的《科学大众》都登载了有关天文馆特别是介绍莫斯科天文馆的文章。天文学家李珩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合编的《天地年册（1952）》上也撰文介绍天文馆；张钰哲于1953年随科学院代表团访苏后，在《苏联天文学专业考察报告》中也提到莫斯科天文馆，并着重提出建立北京天文馆的建议。我根据从民主德国、苏联、美国搜集到的天象仪和天文馆资料并参考有关书刊，于1953年写成《关于建立北京假天馆（天文馆）的计划》数十页，请张钰哲台长转请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吴有训二位副院长审阅。不久我就收到吴有训副院长的手书，大意说，北京市对建立天文馆一事非常积极，《建馆计划》已送请北京市讨论，一定会有良好反映。
吴晗同志的关心和支持
1950年冬，我到北京中央文化部的科学普及局参加一个科普工作时，和中央人民科学馆筹备处（即后来的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有关同志讨论了将来在北京建立天文馆的问题。正好科普局局长袁翰青刚刚访苏回来，兴致勃勃地和我谈到苏联天文馆给他的印象，也谈到未来在我国建立天文馆的设想，我受到很大鼓舞，决心为此贡献最大力量。1951年夏，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参观了民主德国蔡司光学厂所在地的耶拿天文馆后，对天文馆在科普教育上的作用评价很高。吴晗是北京市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对在北京建立天文馆予以极大的注意和兴趣。1951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国代表团关于参加柏林联欢节的报导文章，其中提到蔡司光学厂送给中国青年一套天文仪器的事，据传就是小天象仪。当时我正在四川参加土改，不久我接到张钰哲台长的来信，嘱我在土改完毕返回北京时，把民主德国送的小天象仪在北京设立一个小天文馆的事推动起来。那年11月我回到北京，才知道送来的是一个天象仪的模型，并不能放映星空。这不过是蔡司光学厂向我们做的一种广告宣传。经过袁翰青的介绍，我在11月14日到北京市人民政府见到了吴晗副市长，他热情地介绍了在德国参观天文馆的情况与他个人对建立北京天文馆的意见。当时他还拿出耶拿天文馆送他的天象仪和天文馆的两张照片转送给我，要我把在北京建立天文馆的事进行起来，上面的事由他去推动。虽然我和吴晗同志是第一次见面，我却被他对天文馆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深深地感动了。事实证明，后来他一直对筹建北京天文馆给予巨大的实际的支持并倾注了不少心血。文化大革命中吴晗遭到错误批判和迫害，不幸含冤而死，令人悲痛。回顾建馆往事，我对他表示无限的怀念，他送给我两张德国天文馆照片仍侥幸残存，成为永久的纪念。
1953年夏我接到吴晗的一封亲笔信，大意说，建馆计划已经由科学院转来，他个人非常赞成，并且说将来可以把建国门旁的北京古观象台上的天文仪器也并入北京天文馆开放展出，建馆计划将送请有关会议讨论。后来知道，建馆计划原则通过，但因经费无着落而一时不能实现。
建馆时机终于到来
1954年全国科普曾函请中央文委拨款兴建北京天文馆，当时因种种原因暂时没有实现。但实际上，此事已经在逐步酝酿。
1954年夏，我驻民主德国使馆向外贸部门反映说，民主德国的蔡司天象仪是一种科学普及教育的有效仪器，德方因对我有贸易差额，建议我国购买这种仪器为一部分外贸补偿。后来这份文件转到中央文委。同年9月中央文委开会决定筹建北京天文馆，并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办理。当时中科院决定从院年度经费中调剂出200亿元（即人民币改革后的200万元）作为建馆经费。至此，酝酿多年的天文馆筹建方案已经达到成熟阶段，即将变成现实。9月10日，我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接到中科院的电报，嘱携带天文馆的全部资料速去北京工作。当时我真是万分激动，这是每一个人在他理想的事业即将变为现实时所特有的感触。9月中旬，我来到北京开始参加筹建天文馆的工作。
筹建工作首先得到中科院竺可桢、吴有训两位副院长的关怀和鼓励，我在院办公厅秦力生主任和陈宗器副主任的领导下，草拟天文馆的筹建报告，并得到全国科普副秘书长彭庆昭和朱兆祥同志的领导协助。北京市吴晗副市长更是关心备至，大力支持，保证配备各种建馆条件。
天文馆筹建计划
1954年9月17日，全国科普曾就筹建天文馆一事致函北京市人民政府，9月21日，吴晗副市长予以批复。
1954年9月21日中国科学院以＜54＞院文字第3433号文件将《北京假天馆（天文馆）筹建计划》报请中央文委批准。
筹建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项。一，概说，天象仪和天文馆的性能介绍和建馆意义，外国天文馆的现状。二，确定北京天文馆的规模和内容，拟设有天象厅，演讲厅（电影厅）、展览厅、图书馆、天文台、天文广场、办公楼、实验室、宿舍楼等。三，成立筹建机构，由科学院、全国科普协会和北京市联合组成，由科学院领导。筹建机构的工作包括订购仪器（天象仪、天文望远镜等）；设计建筑，定出规模、面积和地址，要选在风景优美、交通便利之处，兴工建筑并安装仪器。四，天文馆成立时，科学院将天文馆移交全国科普协会领导。
这个筹建报告不久就得到中央文委的批准。
建馆的第一步工作是立即通过外贸部向民主德国订购蔡司天象仪一台（60亿旧人民币）、13厘米蔡司折射望远镜一架（5亿元），电影放映机，幻灯机等设备（约合5亿元）。仪器费用共计80亿元旧人民币。当时就由科学院器材处办理了订货手续。
第二步工作是提出馆址、布局、面积和设计方案。
各项筹备工作由于北京市的积极协助使工作开展比较顺利，特别是吴晗副市长和市文委李续纲秘书长亲自领导，召开会议，安排人手，落实设计和基建单位，使建馆工作有了切实保证。
为了全面开展工作，迅即由各方面抽调人员成立筹建办公室。当时中国科学院由紫金山天文台抽调我，全国科普由上海科普抽调卞德培，北京市文委办公室抽调王同义等参加筹建工作。以后人员陆续增加并且在1955年春由中国科学院调请当时担任上海徐家汇观象台负责人的天文学家陈遵妫来京担任馆长，主持筹建工作。至此，建馆工作得以大步向前迈进。
选址、定点和设计
当时天文馆的仪器已经订购，主要问题就在于基本建设的设计与施工。而设计的前提是馆址的确定、天文馆整体规划的确定以及作为天文馆心脏部分的天象厅的规模和技术资料的供给。这些条件如不具备，连设计都难进行，更不用说备料和施工了。
在选址问题上几经周折。最初确立的馆址原则是：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并有发展余地。竺可桢副院长、吴晗副市长、彭庆昭副秘书长、李续纲秘书长以及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张开济总建筑师、宋融建筑师，陈遵妫馆长等都参加了实地调查及选址。由于考虑到天文和天坛在含义上有一定联系，所以第一次选址是在天坛公园内。但因为天坛总体规划尚未确定，如果建筑在祈年殿附近，观众来往既不方便而且也可能破坏了这座著名古建筑的格局。后来又去鼓楼选址，想把天象厅建立在鼓楼上面，但因建筑施工不现实，也无发展余地而作罢。第三次又到后海选址，想利用北海公园后门斜对过的一块三角地来建馆，但由于这个地区过小，拆迁民房任务大，势必影响施工进度，而且水位过高给天文馆的施工带来很大困难，也没有通过。最后选定了现在的西直门外大街南侧，北京动物园对面的一片空地上。这里的优点是面积大，搬迁任务小，交通便利，与附近的北京动物园、北京展览馆构成一个文化、游览中心。
馆址确定后就着手进行设计工作。
在设计过程中，由于基建任务迟迟不能下达北京市，而使设计和组织施工力量都感到困难，为此，中科院郭沫若院长于1954年11月20日以科学院（54）院文字第4072号文致函陈毅副总理（当时他是主管科学工作）请同意将天文馆的基建任务交由北京市办理，以利工程顺利进行。陈毅副总理于11月24日批示同意交北京办理。根据这个批件科学院于1954年11月25日（54）院文字第4145号文致函北京市人民政府，提出北京天文馆的基建任务交由北京办理，从此基建任务就正式拨归北京市负责办理，一直到筹建完成。北京天文馆及其附属建筑（包括天文台、气象台、办公楼、宿舍及车库等等）共占地约25，000平方米。为了使用上的便利，我们把总平面布置划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游览区与一个服务区。把一切办公、宿舍、车库、锅炉房等建筑都集中在基地东部的服务区，而把天象厅、展览厅、演讲厅、天文台、气象台等对外开放参观的建筑都布置在基地的西部，使它成为一个自成格局而不受供应路线干扰的游览区，同时西面还留有发展的余地。
北京天文馆的总体设计是根据我们确定的工作项目、活动范围和仪器设备，并参考了一些外国天文馆的情况而进行的。天象厅半球形银幕的直径定为23.5米，这是按照我国订购的蔡司天象仪的要求确定的，天象厅内观众的座位定为600个。
建馆需要的技术参考资料
馆址既已确定，基建设计也将积极进行，因此就迫切需要天文馆和天象仪等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我们过去虽然也搜集过一些，但只限于一般参考使用，远不能满足实际建馆的要求。为此便需要积极组织力量，查找和编译有关文献资料。
为确保建馆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科学院从各方面抽调人员成立北京天文馆筹建办公室，左一为李元。
1．蔡司天象仪。民主德国Heinz Letsch编著，这本小册子是对蔡司天象仪和世界天文馆的基本的概括性介绍。从历史发展一直讲到现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蔡司天象仪的科学原理和构造，性能以及放映圆顶和建筑上的技术问题，是建立天文馆的基本参考资料。
2．纽约天文馆建筑经验报告。叙述了在建筑纽约天文馆时所遇到的技术和建筑上的一些困难及其解决的办法。着重讨论了大圆顶的建筑施工问题，并附有施工照片16张。这对我们天象厅的设计和施工很有用处。
3．莫斯科天文馆的10年（1929～1939）刊载于1940年的苏联《天文学杂志》，其中介绍了莫斯科天文馆的建馆经过和10年工作经验。
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第一个天文馆—斯大林格勒天文馆（1954年9月19日开幕）也寄来了有关该馆的建筑照片与蓝图供我们参考。
我们还委托了对外贸易部去民主德国工作的张济舟等同志为我们联系仪器和建筑方面的技术资料，找到蔡司天象仪的详细说明图册，从而解决了建筑方面的（特别是圆顶）有关设计问题。并向西德订购了一台当时国内无法解决的水泥喷浆机，这是喷制天象厅水泥薄壳圆顶时所不可缺少的工具。设计人员还前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等处参观了解天文台圆顶结构和建筑问题。
张钰哲等为北京天文馆的选址四处奔波
动工的日子来到了
一年以后，设计施工力量、备料及有关工作基本准备就绪，1955年10月24日，北京天文馆正式动工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为此新华社发表了“北京天文馆兴建”的消息，刊登在10月25日的报纸上。公告全国：我国第一个天文馆—北京天文馆24日在北京西郊动物园附近开始动工兴建。
北京天文馆是全国科普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协助下筹建的。这个馆的主要建筑是一个具有23米直径的大圆顶的天象厅和两个展览厅。天象厅内主要设备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蔡司工厂制造的天象仪（过去叫假天仪）。它将被安装在大厅的中央，随时可以进行作人造星空的表演。天文馆还有一个装备着口径13厘米望远镜的天文台和一个可作一般气象观测的气象台。
在新华社发表这则消息的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长文《现代天文馆事业的发展》，向广大读者介绍了天文馆事业的基本情况。不久，北京天文馆馆长陈遵妫在1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第一座天文馆的兴建”长文，介绍了北京天文馆的建设规模和工作任务，并且第一次发表了北京天文馆的设计立面图，这样，北京天文馆的基本情况和它的未来形象就为全世界所知道了。
北京天文馆的基建工程于1955年10月开始动工，根据当时条件，先建办公楼和宿舍楼，至于天象厅、展览厅、演讲厅等主体工程设计比较复杂，在1956年6月才开始建筑，到1956年年底前，土建部分及圆顶结构部分已基本完成。但是天文馆最主要最复杂的天象厅部分一直到1957年5月才基本完工。在这项工程中，民主德国专家卡尔博士和库尼斯工程师来京曾经参与设计。
关于天文馆的设计和施工等情况，张开济、宋融、邱圣瑜等在“北京天文馆”一篇专题报告中做了详细的叙述，刊登在1957年第一期的《建筑学报》上。美术家吴作人、艾中信、周今钊，雕塑家滑田友、王临一、曾竹绍等在建筑的美术设计上贡献了不少力量。在1957年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大会发言中，全国科普副主席、著名科学家茅以升特别向全体委员介绍了建设中的北京天文馆。
北京古观象台的新生
收回并整修开放世界的天文古迹—北京古观象台，是应该在这里补插一笔的。
北京古观象台（包括仪器和附属建筑群）是世界上保存得最完整的天文古迹之一，已经有约700年的历史。它不仅象征着中国天文学的悠久历史和传统，而且由于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北京天文馆筹建后就积极进行古观象台的收回工作。1956年开始进行整修，制作展览，于1956年“五·一”节正式对外开放。清代制造的黄道经纬仪、天体仪等8件天文仪器，都是用青铜铸造，刻有龙、云图案，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在国际上负有盛名。这座举世闻名的古天文台，在与世隔绝了数十年之后，又向世界开放。除经常性的开放外，1956年9月，在火星接近地球时进行了大规模的观测火星的科普活动，参加者共有13，000多人，陈毅同志等也亲自到台用望远镜观测火星。
业务人员的成长
在基建进行的同时，北京天文馆也开始培训干部、业务人员。其中一部分是为了天文馆建成后担任科学普及宣传的人员，例如在天象厅要利用天象仪的表演进行讲演和讲课，在展览厅的工作中要编制和讲解天文知识展览，在天文台和气象台担任观测和讲解以及外出搞科普活动的人员。此外还要有担任编写、编辑的工作人员，美术、摄影等工作人员。还有一支重要的技术人员，就是要担任天象仪、望远镜、电影机的安装、使用、维修的机械、电机等方面的人员。所有这些业务干部和技术人员除一般基础科技知识外，也都需要具备中等程度的普通天文知识。我们选用了苏联十年制中学《天文学》教本的中译本为基础教材，由我国大学天文系毕业后分配来馆的专业人员和一些在天文普及工作上有经验的同志担任讲课，讲授天文知识和天文普及的工作方法和经验等，并经常参加外出科普活动进行实际的天文普及工作，进行锻炼和提高。1956年冬，北京天文馆还派陈遵妫、卞德培等去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基辅等地的天文馆参观访问。
天文馆的中心是天象厅，这里的工作是最关键的。天象仪在1955年6月就由民主德国蔡司厂运到北京，由于基本建设的进度较慢，一直到1957年4月才开始安装。在这以前，有关人员先对天象仪的有关技术资料进行了学习，其中最主要的一份资料是蔡司天象仪的详细说明书，附有详细的结构图和线路图。另外还参考了美国《American Machinist》（美国机械师）期刊1929年8～11月连载的Henery Simion编写的长文“蔡司天象仪的设计”（The Design of the Zeiss Planetarium）等文献。安装从4月起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在德国蔡司厂专家的指导下安装完成，由于准备工作细致充分，仪器安装较为顺利，而且通过实际工作，我们工作人员自己完全掌握了天象仪的有关 技术。
北馆破土动工时的场景
北馆天象厅底盘结构建成
内部结构搭建完成
1957年6月17日天象厅举行了我国第一次的人造星空表演。多年梦想终于实现，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试演效果良好，新华社还为此发表了一篇特写“我国第一次人造星空表演”的电讯稿。天象仪放映出来的星座名称月份等字幕全是中文的。这是在订购仪器时由我们把所有中文译名按规格写好交给德国蔡司厂专门制作的。
1957年8月，北京天文馆的外貌已经崭新地展现在首都西郊，特别是那个巨大的紫铜皮外壳的天象厅圆顶，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异常吸引人们的注意。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纪念日，北京天文馆在正式开幕前，特地举行了“到宇宙去旅行”的10场表演，接待了6，000多名解放军官兵和其他方面的来宾，受到热烈欢迎。1957年8月3日《人民日报》上刊载了该报记者写的“宇宙旅行、奥妙无穷”的特写。
国外专家积极援建设施工
德国专家帮助安装调试馆内设备
已故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来到北馆工地
进入世界天文馆的行列
经过了多年的酝酿准备和三年的紧张建设，国家投资共计人民币300多万元的北京天文馆终于建成了。大门上端有郭沫若院长书写的“北京天文馆”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大门内侧墙壁上镶嵌的一块大理石上面刻着：“北京天文馆1957年9月落成”，门厅正面的巨幅“太阳的火焰”
彩色壁画上有郭老手书的豪放诗句：
“太阳，宇宙发展的形象，
新中国发展的形象，
科学事业发展的形象，
热火冲天，能量无穷，光芒万丈！”
一九五七年九月北京天文馆告成
题此
郭沫若
1957年9月29日上午，新建成的北京天文馆前的广场上举行了600多人参加的开幕典礼。陈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天文学家程茂兰等也出席典礼。全国科普主席梁希致开幕词。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民主德国来宾致祝词。会上宣读了天文学家张钰哲、戴文赛、赵进义等的贺信。
1957年国庆节期间，前来参观的观众络绎不绝
最后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剪彩。600多位中外来宾开始进入大厅参观，并在天象厅看了《到宇宙去旅行》的星空表演。自1957年国庆节起，北京天文馆面向广大群众正式开放。
开幕典礼后不久的10月7日夜晚，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天文馆，进行了天文观测，观看了星空表演，并和我们亲切交谈，使全体建馆人员感到无比幸福和鼓舞。
从此，北京天文馆就成为我国天文馆事业的开端，也进入了世界天文馆行列。
几十年来，北京天文馆开展了大量天文普及工作，接待了上千万的观众，并着重对青少年开展科学知识的教育。此外，天文馆还开展了一定的科研工作，编辑出版了很多天文书刊，如从1958年创刊的《天文爱好者》期刊是我国出版的唯一天文普及杂志，很受读者欢迎，为在我国很多地区设立小天文馆做过不少工作。
郭沫若题词
*本文曾刊载在《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二期，本书刊登略作修改
正是这张“假天馆”的图片，引领了李元走上天文馆事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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