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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愍王后期明高丽关系与明蒙战局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明军攻克大都，明与高丽即分别主动遣使聘问。[1] 高丽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五月，高丽对明称臣，[2] 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始行洪武年号，[3] 从此“遣使朝贺，岁以为常”。[4] 明朝“于海东之使，礼遇尤厚……高丽乃箕子胥余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衰，实存先生之遗风焉。正当以中夏视之，未可以外国例言之也。”。[5] 但洪武六年（1373年）十月明朝方面却以高丽使臣以私马充贡为由拒绝受贡，[6] 从此开始对高丽百般苛责，或因进贡路线不合要求，或因表文规制有误，或因贡品数量不足，或因高丽国内政变后王位未得明承认等等，拒绝高丽正常朝贡，直到洪武后期李朝建立后两国关系才渐趋正常，其与以后二百年间友好互助恰成对照。高丽为东方大国，两国关系之重要性尽人皆知，当时明与琉球、暹罗、安南等均通好唯恐不及，何独对最重要的藩邦却吹毛求疵？其托辞种种，均不能尽释人怀。本文拟从明蒙战争形势演变对明高丽关系的影响入手，辨析高丽恭愍王在位后期（恭愍王十七年至二十三年，即洪武元年至七年，1368至1374年）明高丽关系由密切到疏远至恶化这一过程。
洪武五年明军铩羽漠北，从此由一味进攻转向尺进寸取，是为明蒙战争转折点。《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乙亥，北元遣使波都帖木尔及于山不花来诏曰：‘顷因兵乱，播迁于北。今以廓扩帖木尔为相，几于中兴。王亦世祖之孙也，宜助力，复正天下。’初，二人入境，王欲遣人杀之，群臣皆执不可。于是访以拘留、放还、执送京师三策，群臣皆曰放还便。……戊寅，王夜见元使曰：‘予眼疾，见日则大剧，故以夜待之。’盖畏朝廷知也。……乙酉，元使还，以苎布附献。”元使此来所谓中兴，当指洪武五年（1372年）春夏漠北之战后北元之大好形势，而这给高丽君臣以极大震动。经反复争论，高丽终于决定结好北元，执藩邦礼。[7] 其事虽尽量秘密，但元使公开出入境，明朝方面岂能不知？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明犹以常礼接待高丽使者，[8] 至十月态度忽变恶劣，应与此事有关。
然洪武五年明军虽败，尚能固守长城一线，且国力仍远胜北元，高丽何以出此下策？观元末情势，高丽本为元之忠实属国，其国王如上引“亦世祖之孙也”，元顺帝皇后、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之母奇氏乃高丽人。[9] 高丽军曾助脱脱围攻高邮，[10] 与辽阳行省军阀合击红军，[11] 与降元的张士诚、方国珍频繁互使，[12] 而与朱元璋势力则直至洪武元年末才开始接触。这种亲元疏明背景使高丽在明兵临大都城下时尚以加强西北边防为务，[13] 款明后与元仍有来往，至正二十九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遣使至上都。[14] 《高丽史》卷四一载，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三月“癸卯，元遣使进王为右丞相。甲寅，遣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贵如元贺圣节。”卷四二载，十九年（洪武三年即1370年）九月“乙巳，元丞相扩廓帖木尔遣使来。”洪武二年初元顺帝据开平，明蒙双方尚未决战，高丽尚未得到明方回音，明使亦未达王京，其贺元圣节自可理解。洪武三年沈儿峪、应昌战后，大局已定，而扩廓遣使来，高丽方面就不再那么积极，此后遂不见来往。但这并不能说明高丽国内亲元势力已销声匿迹，其仅慑于明之兵威而暂隐忍而已，明军一旦遭遇大败，其“群臣”即可如上引文述操纵外交政策转向。而高丽南有为元牧马之野的耽罗，海上倭寇猖獗，北与纳哈出等隔江相望，其四临强部，在明军不利时结元自固，亦在情理之中。
以上虽粗视可通，但观明、高丽间龃龉并非始于洪武六年。《高丽史》卷四三载，恭愍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五月“癸亥，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达麻失里及孙内侍来锡王彩缎纱罗四十八匹。癸酉，孙内侍自缢于佛恩寺松树。”明使本为遣送朱元璋视为隐患的陈理、明升等而来，竟自缢于高丽，事属极不正常。朱元璋于年底揭露：“说病死了，自吊死了。说的`差呵。我问的明白了也，恁那国王着带刀的人每窗下门外看守，行里步里关防的紧呵。那火者说道：‘我是本国的人，怎的这般关防我？’说呵，姓朴的宰相不容说，打了一顿，又与了毒药，药死，……尸首吊在树下。” [15] 后高丽方面辩解说：“两内侍既联床而共眠，何以鸠杀？老院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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