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网本文核心词：北京教堂。
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
按世纪惯例，“基督教”为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之各教派的统称。基督教（C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the Western Church，亦称“公教”、“罗马公教”、“旧教”）、东正教（the Orthodox Eastern Chruch，亦称“正教”）、新教（Protestantism，亦称“耶稣教”、“更正教”）和其他一些较小教派。在中国常以“基督教”单指新教。本文中“基督教”所指遵世界惯例，为统称。
唐朝以来，基督教曾四次入华，基督教教堂建筑也在中国建筑历史中占一定地位。
唐初“景教”从波斯传到中国，为基督教第一次入华，其传教最初利用了佛法的外衣，此时的景教教堂也采取了佛寺建筑的名称和样式。元朝的“也里可温教”为基督教第二次放华，使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东正教堂和天主教堂，但它们基本上采取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型制。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华，导致了西洋建筑在澳门的大规模出现了“大三巴”教堂（1638年）的建成。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字西泰，atthieu Ricci，1552-1610）入京，万历皇帝准其留居北京。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住处建“礼拜堂”。虽然澳门“大三巴”教堂表现了12-15世纪法国哥特教堂的特征，但宣武门“礼拜堂”则由于地处北京仍采取了中国传统样式，且沿用一百多年，直至1712年重修后才易为“洋风”（西洋样式）。
自利玛窦1605年建宣武门“礼拜堂”到1904年南堂第五次重建，其间基督教教堂建筑在北京300年的演变，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17世纪：初始期――基本为中国传统样式
1517年，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在北欧取得优势地位，天主教则在南欧进行“革新”，并借助于葡萄牙、西班牙的炮舰向东方扩展宗教势力。因此，由天主教东进开始了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
为适应天主教势力的扩张，1540年罗马教皇批准成立了名为“耶稣会”的传教团体。该会创办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1506-1552）于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到达广东上川岛，成为耶稣会来华的先驱；然而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奠定基业的，却是意大利人利玛窦。
利玛窦开创了耶稣会传教士尊重中国社会制度和礼教文化的先例，改穿儒服，研习儒籍，并专门在官府上层及士大夫身上下功夫，“用西方的奇物珍品铺成了从肇庆到北京的`漫远道路”，而使天王教得以进入明王朝的宫廷。利玛窦等人考虑到了中国礼教文化的特点，为了吸引中国的士大夫“礼儒易佛”，相信天主教教义，采取了“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的手段，与传教互为表里，构成了明末清初天主教东传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天主教堂多使用中国的民宅、寺庙，或者按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建造，稍有西洋装饰，简单的仅立十字架为象征。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利玛窦病逝北京后，曾由皇帝赐地建墓，在“阜城门外二里马尾沟腾公栅栏外”。腾公司栅栏俗称“太监坟”，自17世纪末，又被人称为“荷兰墓地”，以与正福寺附近的救世堂法国耶稣会士公墓――“法国墓地”相区分。
利玛窦在意大利耶稣会士，其继任人龙华民（字精华，Nicolas Longbardi，1559-1654）指导下设计，是中国第一座基督教式坟茔，开始表现出“洋风”的特征：“其坎封也异中国。封下方而上园，方若台圯园若断木。后虚堂六角，所供纵横十字文。”
清顺治七年（1650年），德籍耶稣会神父汤若望（字道未，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在宣武门利玛窦所建礼拜堂基址上修建南堂。两年后大堂建成，仍“按中国式样而造”。但“堂牖器饰，如其国制。”“内建亭池台榭，式仿西洋，极其工巧。”“堂前有大理古牌楼一座，……署有上赐‘钦宗天道’四金字。”
顺治十二所（1655年）皇帝赐地两位神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在王府井八面槽利用民宅设东堂。
东正教在北京设堂是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雅克萨城自卫反击战中俘虏了沙俄入侵者，因押来北京的59人中有一名司祭，康熙皇帝将他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