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东向发展与北方草原民族的相互影响

本文核心词：沙州回鹘。

佛教文化东向发展与北方草原民族的相互影响

　　佛教文化东向发展与北方草原民族的相互影响

　　佛教文化是草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沿丝绸之路传入汉地及北方草原地区的特殊的精神文化遗产。无论是始于两汉之际，由印度及西域高僧传布于汉地的印传佛教，抑或公元11世纪，经由青藏高原传入北方草原地区的藏传大乘佛教，均对草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佛教的传入对亚洲内陆北方草原社会注入诸多新的外来文化元素，极大地丰富了草原文化内容，也积极影响了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雪域文化以及北方草原文化间的联结与交融，加强了不同文明间的精神文化联系。

　　佛教创立何时，史书无明确记载。杜继文先生认为，其创立时间应在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之间。其诞生地古代被称作迦毗罗卫国，今位于印度北部的尼泊尔境内。于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开始向古印度以外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传布，向西北传入犍陀罗、?宾、大夏等北印度及中亚古国而逐渐成为跨越民族、跨越国家的世界性宗教，也为佛教东逾帕米尔高原，沿丝绸之路进一步向天山以南诸绿洲城郭国家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北方草原民族在与新疆、中亚地区不同民族间的频繁互动与交融进程中对佛教文化的东传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大月氏与印传佛教的东向发展

　　约于公元前201年①，由河西走廊敦煌、祁连山一带西迁至中亚的游牧民族大月氏在佛教文化东向发展过程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大月氏系河西走廊古老的游牧民族。约于汉高祖年间，迫于匈奴威胁，西迁至伊犁河流域游牧。约于公元前125年，受同样西迁至中亚的河西走廊游牧民族乌孙人袭击，又被迫南迁至原为大夏（巴克特里亚）人统治地区，据其地，建立了由五部翕侯分治的分封制国家。

　　其社会生产也很快从游牧转为农耕，与周边农耕民族基本无异，且迅速浸染在北印度及中亚有着深厚信仰土壤的佛教文化，成为崇信佛教的民族。约于公元1世纪中叶，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丘就却统一了大月氏各部，在古大夏人统治地区，建立了以信奉小乘佛教为主的多民族、多宗教共生共存的强大帝国—贵霜帝国，并大力弘扬佛教，由此印传佛教更迅速地向贵霜帝国所占领区域及周边国家传播。在著名的迦腻色迦二世（约公元110年即位）②统治时期，该王为整饬繁杂的部派佛教言论，”宣令远近，召集圣哲”,”得四百九十九人”③，用梵文撰写、翻译、校对、宣讲大量佛教经论，集结成《大毗婆沙论》④等佛学着作。由此贵霜帝国也成为远近闻名的佛学传布中心，其治下的迦湿弥罗、犍陀罗则是盛名的佛教都市。同时受希腊（大夏）造像艺术浸染，在国内广建佛塔、佛寺、佛像，由此诞生闻名后世的犍陀罗艺术，为往后龟兹、于阗等西域诸国及中原汉地石窟造像、佛教壁画、寺塔筑造等佛教艺术的传播与繁荣，均有过极大的推动作用。迦腻色迦二世统治时期亦是贵霜帝国最为强盛时期，其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⑤其势力一度越过帕米尔高原，波及西域疏勒等国，与同一时期的东汉有过多次和战交往。甚至大乘佛教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大为发展，对印度、中亚乃至西域佛教均有影响。如，大乘佛教名僧马鸣、龙树均活跃于这一时期。不仅历代国王笃信佛教，还经常派遣僧侣，作为文化使者，经由丝绸之路往返于贵霜与南疆以及中原汉地之间，传布佛法。据史载，汉哀帝元寿年间，曾有大月氏佛僧到中原口授《浮屠经》⑥。至东汉和三国时期，由贵霜前往中原汉地传法之僧侣比以往更多。如，东汉年间的支谶、支曜和支亮，三国时期的支谦等名僧，均在中原汉地传布佛法，而这些大月氏僧侣又是最早向中原汉地传布大乘佛教经论的佛僧⑦，为汉地大乘佛教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诚然，地处丝绸之路枢纽的贵霜帝国在传播佛教文化艺术方面对西域和中原汉地的影响是极大的。

　　二、”五胡”与西域佛教的东向传播

　　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早于中原汉地。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认为，”佛教之传入龟兹，当较中国（汉地）为早。盖龟兹为北道之要冲，如于阗之于南道然，大月氏、安息、康居，以及印度诸国与中国间往来，皆取北道，而必通过龟兹。”⑧丝绸之路既是国际贸易通道，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古印度的佛教文化早期即由沙漠（绿洲）贸易通道越过帕米尔高原，向东传入南疆和内地，并远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是名符其实的文化互动与交融的大通道。龟兹和于阗扼守丝绸之路中段南北道要冲，又是天山以南地区的两个大国，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两座绿洲城郭国家与印传佛教间的渊源关系。不过、龟兹崇信佛教之前，于公元前80年左右至公元1世纪间①，天山以南与大月氏毗邻的疏勒、于阗等国事先浸染印传佛教思想，后向东渐次影响至龟兹、焉耆、高昌等国，其大小乘佛教在各国此消彼长，成为古印度佛教东传过程中的重要节点。至魏晋南北时期，天山以南诸城郭国家的佛教文化艺术发展到鼎盛状态，并逐步向西域地方特色转变，而后又向河西走廊，中国北方汉地传播，为汉传佛教思想、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多国并存的时代，尤以延续百余年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最为典型。

　　在北方汉地，因活动于蒙古高原及西北地区的古代民族，如匈奴、鲜卑、氐、羌、羯等民族相继内迁、内附，于西晋末年开始，在北方汉地先后出现过不下13个由上述”五胡”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大多国运不济，有的甚至短暂地统一过北方地区，但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仍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时代特征。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又是民族融合、文化涵化的大时代。由于”五胡”的大规模内迁，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碰撞与融合，而在汉地相传已久的佛教则成为联结草原民族与汉民族的重要的精神纽带。加之，这一时期先后控制过河西走廊的匈奴、鲜卑、氐、羌等民族政权一直与印度佛教传入的中转站—西域诸国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故佛教在河西走廊呈现出更为兴盛的局面，成为西域佛教东传汉地的重要门户。同时，印度及西域佛教也开始传布于这些古代民族中间，且各国统治者又大都好佛，包括前凉张氏政权在内，均对佛教敬信有加。由此，佛教在北方汉地迅速扎根并趋向”本土化”,直至传布于朝鲜半岛及日本。据《海东高僧传》载：”句高丽（应为朝鲜）第十七解味留王（或云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壬申夏六月。秦苻坚发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于是君臣以会遇之礼。奉迎于省门。投诚致信。咸庆流行。”②是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最早记录。至6世纪中叶，佛教又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主要的宗教。可见，由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诸国大兴佛教，又提倡实用主义的佛教观，故佛教在北方汉地，蔚然成风，并不断影响着周围民族及国家。我们亦可以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及北方地区的石窟艺术成就中管窥彼时佛教之盛况。

　　佛教石窟艺术源于古印度，至贵霜帝国时期，大月氏人传承古印度、古希腊造像艺术风格于一身，使其与佛教义理融合，造就了闻名后世的犍陀罗艺术，使得天山以南龟兹、于阗等国石窟造像、壁画艺术均受其濡染。至五胡十六国时期，汉地亦盛行起石窟造像艺术，如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等佛教寺窟均开凿于这一时期。至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始，在汉地北方地区又先后开凿须弥山、云冈、龙门等庞大的佛教石窟，其早期的雕塑和壁画艺术均吸收经西域东传之犍陀罗艺术风格，后与汉地传统审美观念渐趋融合而呈现出佛教文化艺术的”本土化”、”中国化”倾向，为随后隋唐两代高度制度化、专业化、本土化的汉地大乘佛教的繁荣发达奠定了思想及物质基础。于公元5世纪70年代③，因西迁中亚的游牧民族哒人南征，曾经称霸北印度及中亚的贵霜帝国遭受军事打击而最终灭亡，其辉煌的犍陀罗艺术在北印度及中亚亦随之衰落，但经过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急剧发展的隋唐佛教，却在亚洲东部的大陆上，以崭新的风貌繁荣昌盛起来，并名扬佛教世界。”④直至后世辽、金两朝佛教均承继隋唐佛教荣辉，使汉传佛教在北方汉地亦有了新的高度。这也印证了台湾著名的建筑学家汉宝德所讲过的，”佛教是带了雕塑艺术进来的，在此之前，中国人只有俑的观念，没有像的观念。中国正统文化是平面，如今接受并发展了立体的艺术雕刻到北齐面容才中国化、生动化，到唐朝而大盛。”⑤从而，中原汉地亦成为了传播佛教文化艺术的新的传布中心。尽管贵霜帝国佛教文化艺术在其故地几近垂暮，但其灿烂的佛教文化遗产在其随后的若干个世纪里，依旧对西迁中亚、新疆、河西走廊的突厥、回鹘等游牧民族产生着深远影响。

　　三、突厥、回鹘佛教对北方草原民族的影响

　　众所周知，包括天山以南地区，北印度及中亚地区在印传佛教东传新疆及中原汉地的过程中均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以至该区域又被誉为佛教的第二故乡。而在不同历史时期迁徙至该区域的’游牧民族在佛教的东传过程中始终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公元5世纪末，哒人入侵上述地区以后，佛教的传布活动受到一时的压制，但佛教并未在这些佛教盛行区域绝迹。其中，先后崛起于蒙古高原的突厥和回鹘两大游牧民族在西迁中亚、西域、河西以后，对佛教的东传，与大月氏、柔然①民族一样，起过同样重要的作用，尤以西迁西域及河西走廊的回鹘人对佛教的崇信，使回鹘文化、回鹘佛教在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对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诸民族均产生过深刻影响。据史料零散记载，突厥汗国（蓝突厥）佗钵可汗（572-581）统治时期，突厥贵族已与中原汉地佛教有过零星接触，甚至有北印度犍陀罗高僧?那崛多曾在突厥汗国传教10年，深受佗钵可汗优礼，并偕同北齐僧人整理、翻译过佛经。② 但佛教在突厥汗国境内传布时间并不长久，至佗钵可汗去世以后，突厥汗国佛教便开始衰落，终被古老的萨满教所取代。至公元6世纪中叶③，原突厥汗国的西部区域，即阿尔泰山以西的西突厥汗国治下的中亚、北印度佛教继贵霜帝国佛教沉寂近一个世纪之后，由于得到汗室扶持而迅速复兴。加之，西突厥汗国南部辖区自古就是佛教盛行区域，所以他们更容易受到佛教的影响，以至接受佛教是很自然的事情。

　　唐朝僧人悟空于8世纪中叶西行求法，途经迦湿弥罗和乾（犍）陀罗时，就对曾经由西突厥贵族在北印度所建佛教寺院的情况做过详细记述，如由突厥贵族所建特勤（勒）寺、可敦④寺等西突厥佛教寺庙做过记载。⑤ 尽管西突厥汗国境内佛教仍很兴盛，但始终未获得独尊地位，除部分诚心皈依佛教的突厥贵族和民众以外，在其统辖范围内，仍有大量虔信萨满教、祆教、景教的突厥人。至西突厥汗国末期，突厥人的佛教信仰已现颓势。到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东侵，促使突厥人的佛教信仰迅速衰败。至10世纪，因突厥人的伊斯兰化，有着悠久历史的佛教，最终淡出了中亚及北印度历史舞台。

　　继突厥汗国崛起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是突厥语系的回鹘人。他们于公元744年大败东突厥汗国而在蒙古高原建立起强盛一时的回纥（鹘）汗国。回鹘人与历史上活跃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相同，最初信奉古老的萨满教，于8世纪中叶起立摩尼教为国教。⑥ 不过，汉文史料也零星记载，早在回鹘人居漠北时，回鹘贵族已受汉地佛教影响，但影响可能不大。后于公元790年始，⑦回纥汗国和吐蕃帝国乘唐朝”安史之乱”之际，为夺取丝绸之路控制权，在西域和河西走廊展开了长达百年之久的争夺战，最终吐蕃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和河西走廊，回纥则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北缘地区，包括高昌、龟兹等东部天山佛教盛行区域。因此回鹘人大举西迁西域之前，与西域佛教产生一定联系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公元840年左右，回纥汗国遭受另一个北方游牧民族黠嘎斯人的打击而最终灭亡，其部众一部分内迁，被汉族同化，一部分西迁至河西和西域，并建有回鹘人政权。西迁西域者建立过高昌回鹘政权和喀喇汗王朝，迁至河西者先后建立过甘州回鹘和沙洲回鹘政权。这里除喀喇汗王朝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⑧皈依伊斯兰教外，其余回鹘人政权均把佛教作为所在国最为倚重的宗教，使佛教在西域和河西走廊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对日后西夏、辽、金、蒙元佛教文化的繁荣发展均有过推动作用。

　　印传佛教最早经由龟兹、于阗传入古高昌国，其时间不晚于公元3世纪①。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古高昌国佛教与其它天山以南城郭国家佛教一样，进入了繁盛期，直至西迁回鹘以龟兹、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高昌回鹘政权为止，佛教仍盛行不衰。高昌回鹘政权自9世纪中叶建立以后，接受了古西域诸城郭国家的佛教文化传统，又很快从游牧转为定居农耕生活而逐渐与南疆土着民族融为一体，成为今日维吾尔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昌回鹘疆域最盛时，西达中亚两河流域，东与甘肃归义军政权②为邻，南达于阗，北越天山以北，其治下西州（高昌）、龟兹、北庭是主要的佛教中心，佛教文化艺术甚是发达，与同时期的西夏、辽和北宋王朝常有佛事往来，深受汉传和藏传佛教交互影响。可以说，9-13世纪是高昌回鹘佛教的大发展时期。这一点可以由当时高昌回鹘政权的译经活动，佛窟艺术的繁荣以及大量译自汉文、吐火罗文（焉耆-龟兹文）的回鹘文佛经被后世发现等情况可知，高昌回鹘佛教之兴盛貌。蒙元时期，蒙古人深受回鹘文化影响，不仅借用回鹘文字母创制了蒙古文字，对回鹘佛教也十分推崇，甚至回鹘僧侣还充当蒙古与西藏藏传佛教诸教派之间的翻译，涌现过很多深谙藏传佛教密宗教义的回鹘僧侣和佛教徒。因此，他们对蒙古上层皈依藏传佛教过程中充当过极为重要的中间人作用。蒙元时期，回鹘名僧辈出，不仅在蒙元宫廷担任重要的宗教职位，同时还与汉人、藏人一同参与整理、翻译过佛经，其宗教地位颇高。如，蒙哥汗时期著名的佛道辩论中就有很多称作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畏兀儿僧）等的佛教僧侣参与过佛教一方的辩论，③并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7）还参与刻译了蒙古文大藏经的任务。回鹘佛僧频繁的宗教活动对蒙古族佛教文化的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同样的，迁入河西走廊的回鹘人也相当崇信佛教，且在河西走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公元1028年，统治河西地区近200年之久的甘州回鹘政权被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所灭，其部众抑或投奔周边他国，抑或留在故国被党项人统治，还有一部分回鹘人于1030年左右在敦煌一代建立过沙州回鹘政权，其国佛教也甚是繁荣，甚至不亚于高昌回鹘。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有不少沙州回鹘洞窟，而且在多处洞窟中都可以见到回鹘可汗的画像。”④说明，承继曹氏归义军政权而崛起于河西走廊西端，即酒泉、敦煌一带的回鹘人佛窟艺术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其治下的敦煌莫高窟开凿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经北朝及隋唐时期的佛教黄金时代，至回鹘人迁入河西以后，敦煌莫高窟佛教雕像和壁画艺术亦有了回鹘民族特色，以至回鹘佛窟艺术对西夏和辽朝的佛教雕像、壁画艺术均有影响。不仅如此，河西走廊的回鹘政权与周边g厮、归义军、高昌回鹘、北宋、辽、西夏等政权的战和交往中，其融合西域、汉传、藏传、显密二宗为一身的的回鹘佛教对上述国家和民族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以西夏佛教为例，汉传和藏传、大乘和小乘并行发展，与回鹘佛教几无二致，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对蒙元多元化的佛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亦有影响。回鹘佛僧在西夏享有很高的地位。公元1047年，李元昊在首都”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屠，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⑤再如、李元昊之妻”没藏氏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李元昊之子）时临听焉。”⑥还出于讨好北方强国辽朝，作为国礼，李谅祚甚至曾向辽朝进贡过回鹘佛僧、佛像及佛经。而回鹘佛僧在辽朝佛教史上亦有重要的地位，深受崇佛的辽朝皇室及贵族们赏识，尤其深得有着回鹘血统的辽朝后族述律氏（萧氏）的欢心。可见，西夏统治者是相当器重回鹘佛僧，致使契丹及其后起的女真、蒙古统治者亦受其影响，对回鹘佛僧同样器重。回鹘佛僧最迟于15世纪末为止，在历史舞台上还是比较活跃的。但是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迅速东进，约于16世纪初，⑦迁入新疆的回鹘人已完全实现了伊斯兰化，成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而活动于河西走廊的回鹘人后裔中的一小部分则演变为今日裕固族的先民，并改信藏传佛教以外，其大部分与周边汉、党项、吐蕃等民族融合而逐渐消失于历史舞台。

　　总之，回鹘佛教是随着回鹘文化的东传而逐步被北方草原民族接受的，且不同程度地对北方草原民族佛教文化产生过影响。尽管西迁回鹘于9世纪中叶起逐步由游牧转为定居，但其古老的游牧民族特质未曾消失，因此比起中原汉族农耕文化，与草原民族生产生活方式较为近似的回鹘文化更易被后崛起之草原民族接受。同样的，有着多元信仰文化特质的回鹘佛教也更易被草原民族政权统治者们的推崇而传布更快、更广。这就像五胡十六国时期南下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们更容易接受精通巫术、占卜、方技、医术的西域佛僧传布的佛法一样，融合萨满教、祆教、摩尼教、藏密因素的回鹘佛教也更易被传统上信仰萨满教，相信萨满巫术、仪轨的北方诸民族接受。可以说，回鹘佛教承继西域灿烂的佛教文化精髓，使其与回鹘本民族的萨满教、摩尼教、景教文化融合，再把底蕴深厚的汉传和藏传佛教文化之精华加以吸收，凝练成具有回鹘本民族特色的回鹘佛教，呈现出兼容并蓄，多元化的特点。而回鹘佛教作为与草原民族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的纽带，推动着草原民族佛教文化的发展，丰富着草原文化。

　　四、结语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原汉地，自此，外来的佛教文化在汉地经历了较长的”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于东汉永平年间，汉地出现了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且作为汉地佛教的祖庭，与往后汉传佛教的形成和成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汉传佛教，顾名思义，即把印度、西域佛教文化与中原汉地文化融会贯通，在本土形成、发展而来的佛教分支。初传汉地的佛教，大小乘均有，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后大乘思想居上，经三国、两晋时期的快速发展，已逐步向本土化转变。至五胡十六国时期，因南下中原的鲜卑、匈奴等民族政权统治者普遍崇信佛教，故在汉地传布已久的佛教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传和接受，并作为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使当时迁入汉地的北方各民族围绕正在逐步成熟的汉传佛教，与中原汉文化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和融合。加之，五胡十六国与西域崇佛各国保持着联系，故当时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更具有外来的本来面貌，并迅速地在汉地流传而奠定了佛教”本土化”、”中国化”的基础，为后世南北朝及隋唐佛教文化的兴盛局面的形成均有深刻影响。

　　回鹘、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不仅建立过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与中原汉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也同样吸收过汉民族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使汉传大乘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不仅汉传佛教在这些民族中发展迅速，北传佛教的另一分支藏传佛教也在这些民族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甚至在一些民族中还超越过汉传佛教而成为主流的佛教思想。其中，回鹘佛教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对党项、契丹、蒙古等民族佛教文化的发展亦有过推动作用，且与西夏佛教一样，在其来源、层次上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点，不单汉传大乘佛教广为流传，藏传佛教密宗也深受族人崇信。这对往后蒙元统治者采取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均产生过影响。虽然蒙元统治者崇信藏传佛教，并委任萨迦派喇嘛统领全国释教，但汉传佛教的发展并未受阻，甚至与喇嘛们一同参与过蒙哥汗时期的”佛道辩论”.可以说，北方草原民族佛教文化在其来源、层次上的多元化特点说明，作为草原文化一部分的佛教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本民族文化，也把包括汉民族、藏民族在内的不同民族佛教文化融会贯通，丰富了草原佛教文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亦有莫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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